两栖、爬行动物与鸟类和哺乳动物一样都是具有四肢的脊椎动物，但某些种类如蛇或蚓螈的附肢因为退化而消失了。全世界现在生活的两栖爬行动物大约有11000种，是地球上分化最大，占据生境类型最丰富的类群之一，除了南极洲，几乎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1]。
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两栖类动物，它们的祖先大约出现在4亿年前，泛大陆分离之前就存在了。他们曾统治地球8000万年之久。那时的两栖动物体型巨大，外形像鱼，被有甲胄，骨骼坚实。随着泛大陆分成不同的古陆，现代两栖动物的祖先也分化成不同的类群。这就是为什么两栖类动物活动能力不强，也不能耐受盐分，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因。目前已知两栖动物种类大约有4550多种，分属三个目[1]。爬行动物的历史可以追述到3亿年前的石炭纪，但很多古代爬行动物都在6500万年前，宇宙灾难引起的气候变化中灭亡了。现在生活着的爬行动物，其分类是人为区分的结果。因为爬行动物的自然体系应当包括鸟类，但人们把鸟类另立为鸟纲。人为分出的爬行纲，已知种类约6660种，分属四个目：龟鳖目、鳄形目、喙头目和有鳞目，有鳞目包括蜥蜴亚目、蛇亚目和蚓蜥亚目。其中蛇类占总物种数量的42%、龟鳖目4%、蜥蜴类占51%，剩下的是鳄和蚓蜥类[1]。
虽然这些动物常常不为人注意，但其实它们很多种类在生态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如果两栖和爬行动物灭绝，其它动物会跟着灭绝[2]。蛇、鳄类是重要的捕食动物，占据食物链高级；龟类也是生物多样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可以起到清洁水域．有效降低某些人类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螺类的种群密度，传播植物种子等生态作用[3]。两栖动物种群的衰减可以是环境被污染的一个信号。全球气候变化、酸雨、化学污染以及臭氧空洞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环境退化都对两栖爬行动物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除了生存环境退化外，全球每年为获取皮、肉捕杀大量两栖爬行动物，并用于商业贸易。野生生物贸易是排在是毒品走私后的第二大世界贸易，与军火贸易等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贸易.即便不考虑商业捕鱼和木材工业，野生生物的国际贸易依然是一项巨大的商业，每年据估计价值数十亿美圆，并涉及到3亿5千万个动植物标本[4, 5]。
爬行动物在跨地区宠物贸易和非法贸易中占很大一部分，但因为很多爬行动物是从野外捕捉到，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贸易影响[5]。两栖爬行动物因此面临严重的灭绝威胁，每年都有一些种类灭绝。历史上对食物和皮革的采集已经造成很多物种，例如陆龟、大型淡水龟、海龟以及几乎所有种类的鳄鱼灭绝或严重的种群下降。如用鳄或者蛇类皮制成的旅游制品、装饰品、皮包手套以及艺术品，也有为食用大量捕杀龟鳖动物。虽然有些产品是用人工繁殖的动物制成的，但仍有大量原料来自野生种群，导致很多种群近年已显著下降。在东南亚和东亚，几乎一半以上的淡水龟鳖目前是濒危或者几个濒危状态，主要原因在于食用和传统药用工业需求采集。但实际上，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亚洲龟类受到生存威胁，而一半是濒危的[6]。
如今两爬动物正在经历全球性的衰退，而全球范围的商业贸易对这样的种群下降造成潜在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进口活龟的量增加了33倍。每天自越南进口中国的龟有18.4吨，而印度尼西亚一位货主的长期订单是每天向中国运送1吨龟类[7, 8]。据2002年美国CNN报道，弹丸之地的富裕香港上一年在公园和溪流中竟然发现700个用于捕龟的装置[3]。而亚洲的需求可能消灭全世界的龟种群[9]。在1995年从孟加拉进口到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缅甸陆龟的贸易量1991年为8万公斤，1992年增至28万公斤，1993年达到72万公斤，这个重量相当于50万只个体。马来闭壳龟的贸易增长量也类似，1988年从苏门答腊出口3.7万只，1991年仅从苏拉维西出口的个体即达20万只[10]。从发展人工养殖以后，龟鳖的野生种质存量急剧下降。目前，连过去野生种群较大的中华鳖和乌龟也很难在常规的栖息地随意找到。所以，目前我国人工养殖的龟鳖苗种，龟类中除乌龟外，巴西龟的50％、鳄龟的80％靠境外输入。而我国年需近5亿左右的养殖鳖苗，也有近60％靠境外输入[11]。
相对于大宗消费贸易来说，宠物贸易量的比例较小，因此对它们的数量很难进行估计，资料搜集也比较困难。但对两栖爬行动物，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的野外采集仍难以禁止。虽然一些珍稀、濒危种类的贸易受到限制，但部分种类的贸易量还是比较大。世界保护联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IUCN）2004年所做全球两栖动物评估显示，人类利用导致281种两栖动物受威胁，其中153（54%）种是易危的、濒危的、或者极度濒危的[7]。在龟的宠物贸易中，龟的价格和它的珍稀、濒危程度有关，因此宠物贸易对珍稀、濒危物种来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12]。海南睑虎Goniurosaurus luii一经科学描述，便成为美国、欧洲、日本和台湾宠物贸易的热点，在进口地区价格高达1500到2000美元一只，而在模式原产地中国，野生种群却因遭到过渡采集而绝灭[7, 13, 14]。
非法的宠物或食物贸易可能加剧野生种群的灭绝风险。两栖爬行动物市场贸易，除了满足食用与药用需求外，也大量供应爬行宠物爱好者。濒危和受威胁物种更容易因为它们的稀有而引发人们的收集兴趣[15]。很多马达加斯加避役因为宠物贸易而被大量采集，即便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已将它们列入贸易受限的名单，但大规模的采集数量仍导致了种群生存不可持续。很多龟鳖动物依赖较高的成体存活力以弥补野外龟卵和亚成体的高死亡率。即便只捕捉少量成体，也可能造成整个种群的下降，或减缓种群恢复[16, 17]。从野外捕捉爬行动物用于宠物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套索、网或猎犬。虽然捕捉环节的死亡率很少记录，但是动物可能受到明显伤害，如因此瘫痪、脚爪折断或扭伤、狗咬伤以及身体刮伤。很多个体在被收集之前已经遭受脱水、饥饿、衰弱或生病折磨。
各国的野生生物收集者是很多龟类或其它两栖动物运输过程中悲剧的始作俑者。CITES发现，运输爬行动物活体的平均死亡率大约是3.8%，损失10-15%的货物是正常损耗，可能每天就要失去50到60条球蟒。比如1991年三月在Schiphol 机场截获了一箱从坦桑尼亚运进美国的货物中有511只饼干龟和307只豹龟，其中50%的龟在到达时已经死亡；更多的幸存者因饥饿、严重脱水、和龟壳破裂而奄奄一息；箱底那些带卵的雌龟已经流血死亡，卵壳因挤压破碎而扎破了母亲的内脏。野生盒龟在从捕捉到运抵零售商这一环节上的死亡率一般不低于20％，有时会高达50％。曾有人估计在100只进入宠物贸易的野生盒龟中只有1只在两年后依然存活[2]。
饲养两栖爬行动物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必须要在研究了解了饲养对象的各种生存需要，且有真正的兴趣后才该饲养。绝大多数宠物主人不能满足野生动物的需求，导致从野外捕捉的爬行动物中，90％之多在圈养第一年内死亡[18]。2005年，美国家庭约有1100万爬宠——主要是龟类、蜥蜴以及蛇。这意味着每25个家庭中至少养着一只爬行动物，有的家庭还不止一只[19]。由于找兽医救治不值买一只新宠物，很多宠物主人宁愿让他们的宠物等死。而且，爬行动物的生理特性令很多拥有者难以认识到问题所在，而错失救治机会。美国兽医联合会“1992年伴侣动物调查”显示，只有6.85%的龟类拥有者求助兽医救治他们的动物。
爬行动物宠物交易行为也是外来种引进快速增长的原因，并可能造成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台湾调查发现市场上有239 种外来种爬行动物[20]。这些爬行动物宠物种类的具体来源途径、状况不明。这无论是对于保护濒危物种，还是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都是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在大陆，近年宠物巴西龟（红耳彩龟）的逃逸或“放生”也造成了外来物种入侵，对当地特有野生淡水龟鳖的生存造成威胁。寄生虫可能随着跨地区的宠物贸易传播扩散，为进口国本土的两栖爬行动物带来新的疾病和生存压力。对于阿根廷和智利这样的地区而言，扁虱是外来物种，却跟随Python regius 的进口而登陆。另外人们也在从阿根廷进口到乌干达的陆龟Chelonoidis chilensis身上监测到了不属于本土的寄生虫[2]。因而宠物爱好者应饲养人工繁育的个体，因为这些动物可以较好适应人工环境，且不会影响野生种群。
无约束的野生生物贸易会严重损害物种的种群，尤其是那些已经因其它因素，如生境丧失等很脆弱的种群。无约束的国际贸易将把受威胁和濒危的物种推下绝灭的悬崖，尤其是在伴随如生境丧失等更多生存压力时，更是如此。CITES秘书长Willem Wijnstekers 说：“在未来几十年，人类无疑会扩展对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和野生生物产品的欲望。如果我们想要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保护脆弱的物种，就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控制野生生物贸易。找到它们之间恰当的平衡需要一种对科学、市场动态和以野生生物为生计的民众需求的健康的尊重态度。”
各国政府为应对这种回应这些关注而在1973年缔结了CITES，以规范国际野生生物贸易，保证其维持在可持续水平上。CITES拥有172个（截止2007年）缔约国，通过规范野生动植物贸易而成为世界最有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之一。CITES需要每一个成员国家或地区通过国内立法和正式指定管理机构发放贸易许可。各国政府必须同时指定一个科学机构以对进出口提供科学建议。这些国家机构与海关，野生生物部门，警察和类似机构密切合作负责CITES的执行。
CITES以其附录形式提供了三种规范选项。附录I的动植物除了特别特殊的情况外禁止国际商业性贸易。附录I包含大约530种动物和300多种植物物种，如大猿、很多大型猫科动物，如猎豹、雪豹、虎等，众多捕食性鸟类、鹤类以及雉鸡类，所有的海龟，很多种类的鳄、陆龟和蛇，以及一些仙人掌与兰花。列入附录II的物种允许商业化国际贸易，但是在CITES许可基础上被严格控制。附录II包括4460种动物，28000种植物，如未列在附录I中的那些灵长类、猫科动物、鲸、鹦鹉、鳄、兰花等。最后，附录III包括一些成员国家在自己境内保护的物种。一个国家通过将物种列入附录III，以寻求其它国家帮助其控制该物种的贸易。附录III包含290个物种。
当贸易对一个物种的种群的影响增加或减弱，该物种可以被添加进CITES附录，或从中删除，或从一个附录转入另外的。这些决定必须建立在明确的生物学资料上，分析不同的保护类型如何影响特定种群，并确定物种状况充分符合各个等级的附录标准，如贸易的（这些物种是否存在确实贸易？贸易是否是确实问题，而非生境破坏？）、生物学的（种群下降或上升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以及其它技术事宜上的（如建议者是否与其它周边国家或地区充分商议过了）相关标准。应该注意到，当一个物种从附录I转入附录II，其保护工作并不必须“降级”。其实，这是一个成功的信号，说明该物种已经增加至可接受严格监控贸易的种群大小。另外，通过允许物种在可持续水平上的商业利用，列入附录II实际上可以通过给当地人在物种生存上提供巨大支持而促进保护。
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已经将鳄类、避役类、陆龟、海龟、闭壳龟、蟒、毒蜥等爬行动物类群整体列入必须商业贸易限制的名单。CITES公约鼓励人工繁育动物的国际贸易，自公约生效以来，人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并注册了很多鳄类繁育基地和饲养场，以供给商业利用，使已经接近灭绝的野生鳄种群受到了保护。美国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活体爬行动物宠物工业消费地区，1998年美国的国际贸易记录了约100种活体爬行动物，而受CITES监管的则占大约82%[2]。根据美国联邦渔与野生生物署（the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USFWS）的贸易数据分析，CITES公约执行后，美国的爬行动物贸易量显著下降，而且在1980年代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但是从1990年代早期起，进口量持续增加，到1995年进口超过两百五十万只活体爬行动物。最常见的进口物种为绿鬣蜥，一种常见的爬行宠物，占1995年总量的45%，而在1970年，绿鬣蜥的进口仅占进口量的8%。蛇类和蜥蜴动物在进口中的比例远高于1970年代，龟和鳄类显著下降。美国出口的爬行动物，以繁殖场饲养的红耳龟为主，占1996年总出口量九百五十万只的88%[21]。
但是仍有大量野外捕捉的两栖爬行动物，其贸易都未受管制。两栖爬行动物的管理和监控可能一直遭到了忽视，因为人们可能以为动物采集的水平相对自然补充的速度微不足道。由于利益和政治原因，一些物种最丰富的地区却是最难进行保护和贸易控制的地区，也是生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而且，很多进出口国家并没有严格执行CITES的要求。在美国，只有25%的活体动物运输受到了政府监管。当政府部门发现货物出现违规情况时，通常只是给予警告。即便其中的少数案例遭到联邦法庭审判，法官也经常不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18]。
近年来，我国爬宠市场也有爆炸趋势。目前，我国爬宠饲养者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其爬宠来源基本以市场购买为主。很少有人考虑到市场所售爬行动物宠物的来源及销售是否合法。很多人因为不了解爬行动物，或者误解以为它们廉价而容易饲养而盲目购买，并在购买后没有恰当的饲养条件和照料方式导致动物很快死亡，或者将一些可能的入侵种在野外任意丢弃。由于两栖爬行物种宠物的家庭养殖和市场刚刚兴起，尚未引起科学部门、管理机构及民间环保组织足够关注。各个机构尚缺乏足够信息，难以采取有效管理或宣传模式，控制或引导爬宠行业发展。我国有丰富的龟鳖类动物，已记载的有 37 种，隶属 6 科 22 属，是世界龟鳖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国对龟类90％的种类缺乏研究，对其基本的生活习性和生态功能尚不了解[10]。而且中国失控的贸易是亚洲龟类的最大威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所列的濒危动物红皮书中亚洲89种龟中即有67种，而4年前这一数据还是33种[3]。
在民间，为了保持野生种群数量的稳定，两栖爬行动物观赏爱好者与业余的博物学家们应主动发起或宣传诸如拒绝购买野生的两栖爬行动物、只饲养人工繁殖的品种的活动。因为如果你从宠物商店购买一只野生的两栖爬行动物，你所作的并不是把它从死亡中解救出来，而只是鼓励经销商去进更多的货。在研究上，人们应该优先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确认从野外商业性获取多少两栖爬行动物才不危害它们种群的生存，有必要开展进一步调查，了解爬行动物宠物市场的基本情况、物种组成等多方面信息，为市场管理和行政指导提供科学参考。在管理上，应掌握国内爬行动物养殖场有关产量种源等全面信息，倡导合法科学养殖，鼓励人工繁育动物个体贸易，降低大宗宠物贸易对野生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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